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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湖北学潮中“女师七杰”的人生经历  

2013-04-28 16:11:49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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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个世纪初,众多知识女性走上了革命道路,尽管后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,大家的命运不同,但她们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页。其中,1918年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(曾为武汉第39中,现为武汉女子高中)戊班的女学生,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女青年,他们是来自枣阳的杨子烈,来自黄陂的陈碧兰,来自应山的庄有义,来自汉阳的徐全直(籍贯沔阳),来自武汉的夏之栩(籍贯江苏),来自老河口的的袁博之、袁震之。

1922年初,《武汉星期评论》编发了刘子通(中共早期党员、革命烈士)的文章《改良湖北教育意见书》。校方以“宣传赤化、贻害学生”为名解聘了刘子通。学生们在徐全直、夏之栩、杨子烈、庄有义、陈碧兰、袁溥之、袁震之等带领下,到校长室质问为何要解聘刘老师,女师学潮就此爆发。领头的为徐全直、夏之栩、杨子烈、庄有义、陈碧兰、袁溥之、袁震之七人,后称为“女师七杰”。五人被开除,袁溥之、袁震之被勒令转学。为此,学生们罢课,并到省教育厅情愿,要求恢复被开除学生学籍,在双方相持一个多月的情况下,董必武、陈潭秋、李汉俊(此时黄负生已因病去世)等中共党人发动各校支援女师,最后迫使女师校长辞职,同时恢复5位女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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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女师七杰照片
的学籍。后来这5位学潮领袖提前毕业离开学校,由董必武、陈潭秋、李汉俊等中共党人校外授课。

震惊全国的湖北女师学潮为女师播下了革命的种子,致使后来很多女学生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除女师七杰外,比较著名的有参加过女师学潮的京山姑娘张文秋,后来在革命生涯中与毛主席结为亲家;“白胖高”蔡菱香、“人人爱”戚元德在参加革命后分别与吴德峰和欧阳钦结婚,新中国成立后,吴德峰出任武汉市首任市长,欧阳钦出任中共黑龙江省委首任书记;1923届的唐义贞(陆定一夫人)、1927届的黄杰(徐向前夫人)和1937届的张茜(陈毅夫人)都成为中国革命中的杰出女性。当然,最著名还是“女师七杰”。从这些人身上可以看到上世纪初中共早期历史之一斑,对我们深入了解那个轰轰烈烈的年代大有帮助。

(一)、庄有义

现存庄有义的资料很少。因为她的丈夫陆沉在党内较早就沉沦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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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]1923年,“二七”惨案后,庄有义随陆沉离开武汉来到安源领导安源煤矿工人运动,并在这里结婚。陆沉是黄冈人,与陈潭秋、恽代英、林育南(林彪的堂兄)是同乡。1922年加入中共。在安源,他成为继李立三、刘少奇之后的工人俱乐部主任。庄有义则在工人子弟学校教书。1925年发生了“安源事变”,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被军阀杀害。白色恐怖下,工人兄弟把陆沉夫妇送出安源。1926年9月,他们从上海来到广东,陆沉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黄埔军校当教官。年底回到武汉,任湖北农协委员长。党的“五大”时,陆沉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。

大革命失败后,陆沉把庄有义送回就山老家,自己参加了秋收暴动,后又任江西省委书记。1928年底,陆沉和庄有义到了上海。这时,革命正处于低潮,他们对前途感到迷茫悲观。庄有义开始拖陆沉的后腿,组织上派陆沉去黑龙江任省委书记,他不去;又派他去浙江任省委书记,他又不去。庄有义对陆沉说:“要去你去,我是不离开上海的。”于是,陆沉就留在上海做基层工作。陆沉靠教书、写文章度日,度日艰难,思想消沉。1930年,他们脱党了。

1931年,林育南在上海被捕。他的父亲四处借贷营救,东拼西凑了250块大洋寄给陆沉,求其没法营救。但林育南很快就被国民党杀害了,寄来的钱也被陆沉花光了。

后来,陆沉投靠了国民党,他写的万言书很受陈立夫赏识。于是,夫妇二人来到南京,参加了中统,在徐恩曾手下干活。这时的陆沉,花天酒地,醉生梦死,行为非常龌龊。抗战爆发后,陆沉参加了台儿庄战役,随后又到山东任国民党的特派员和鲁东行辕主任。1940年,他在鲁东领导一支抗日游击队,结果被伪军杀害了。

庄有义没有去山东,她带着儿女从武汉撤到恩施。接到陆沉死讯后,她去了重庆,并与徐恩曾勾搭上了,得了一个“专员”的头衔,实际上是只拿钱不干活。

1941年,她在贵州遵义担任保育院院长,同时用政府发给的陆沉的抚慰金与张国焘一起做生意。

抗战胜利后,她又回到上海,在“善后救济总署卫生组当总务科长,又与张国焘、杨子烈一起开当铺,结果亏了血本。1946年秋,庄有义因脑溢血死亡。

(二)、陈碧兰

陈碧兰出身于黄陂县的一个望族。她的祖父是秀才兼进士,父亲也是秀才,并留学日本。陈碧兰读了几年私塾后,十岁那年,就被父亲送到武汉上学。

学潮后,校外补习班没坚持多久。1923年春,陈碧兰去了北京。在北京,她先住在国会议员胡鄂公的私宅,后搬到国立女子师范学校,并被编入北京区的党组织,与李大钊、李汉俊等领导人有了密切接触。由于经济原因,在北京读私立大学很困难,这是1923年9月。陈碧兰随包惠僧去上海读上海大学,

到上海后,陈碧兰住在蔡和森与向警予的家里。作为湖北老乡,包惠僧对陈碧兰很热情,带着她分别访问了陈独秀、邓中夏、瞿秋白、施存统。不久,陈碧兰搬到瞿秋白、施存统两家合住的宅子了。与她同住的还有丁玲。

1924年春,中央决定派李大钊、张太雷等到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五次代表大会,附带陈碧兰一同去苏联学习。去苏联之前,陈碧兰先转道北京,住在张国焘、杨子烈夫妇的家里。一天,一直在追求陈碧兰的黄日葵(北大学生,北京青年团书记)来看她,并和几位同学在寓所准备了饯行晚餐。陈碧兰的老同学杨子烈带着张国焘也参加了晚餐。结束后,黄日葵坚持要留她同游中央公园春天的夜景,没有与杨子烈与张国焘一同回去。就在这一晚,张国焘夫妇被捕了!陈碧兰的箱子也一起被带到监狱里去了。陈碧兰赴俄的签证、旅费和一切必需的东西全在箱子里。结果他没有能够随李大钊一行前往苏联。

此时的陈碧兰居无定所、一无所有,同时还受到当局通缉。在这段最痛苦的日子里,黄日葵给予她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。不久,两人同居了。

在组织的帮助下陈碧兰从天津到大连,再经长春,从哈尔滨乘西伯利亚的火车向莫斯科进发。经过两个星期的旅程,到达莫斯科东方劳动共产大学,与蔡畅、史静仪、郭隆真、麦怡君同一宿舍。

她在苏联期间,与东方大学中国旅莫支部书记罗亦农建立了同居关系。黄日葵后来成为党在广西主要负责人,并参加南昌起义,于1930年在上海病逝。

1925年“五卅”运动爆发,国内急需干部,这年夏天,陈碧兰与陈乔年、李富春、蔡畅、郭隆真、马志远、韦坚七人一起提前结束在苏联的学习生活,经海参威到达上海。由于河南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来势凶猛,党的力量还不够,她就被分配到河南去做宣传工作。在河南,陈碧兰常与萧楚女参加各种集会发表演讲,结果引起当局的注意,工作两个月后,调回上海工作。在上海,陈碧兰任江浙皖区委妇女部书记,区主席团成员(常委),同时由于向警予和蔡和森去苏联学习,她接任上海国民党部妇女部干事和《妇女周刊》编辑。不久,与彭述之同居,后来正式结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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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期间她与杨之华(中央妇女部书记,瞿秋白的爱人)一同努力,于1925年12月创办了《中国妇女》杂志,并任主编。

1926年6月,因为李大钊被张作霖杀害,彭述之被调到北方区的书记,接替李大钊的职务。彭拒不执行当时中央要求举行暴动的指示,被降职为顺直省委委员。1927年底,彭陈夫妇调回上海,发现他们已经被边缘化了。他们夫妇二人开始追随陈独秀共同组建了党内的“左派”反对派,即托派。 陈碧兰1994年去世,留下一份回忆录,其中一些言论对中共的影响极坏

(三)、夏之栩

六十年代有本书,叫《革命母亲夏娘娘》。书中的女主角就是夏之栩的母亲黄友梅。夏之栩祖藉浙江海宁人。5岁那年,母女二人顺着湍急的三峡一直流落到武昌,伶丁孤苦,倍受凄凉。 后来,夏之栩考入湖北女师,并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武汉妇女读书会。当读书会在夏家开展活动时,母女二人结识了领导读书会的陈潭秋、刘子通、黄负生等人。从此母女二人把自己与党的命运紧紧地连结在一起。到1922年秋,夏家已经成为中共武汉支部的秘密机关。

女师学潮后,夏之栩因参加“二七”大罢工,受到军阀当局的通辑。组织上调她到北京,任社会主义青年团北方区委委员、宣传部副部长。1924年秋,她认识了刚从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回国的赵世炎,俩人相爱结婚,并与1926年夏天一起调到上海工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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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世炎当时任江浙区委第二书记,夏之栩曾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。

“四一二”事变后,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,党的领导机关不断地遭受打击。1927年7月,赵世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。1929年,夏之栩带着两个孩子赴莫斯科学习,从苏联回国后,夏之栩则到满州里就被捕了,释放后回到上海。1933年3月在,又在大街上遭到逮捕,被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。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,周恩来和叶剑英想方设法了解监狱难友情况,并利用谈判机会,多次进行公开交涉,夏之栩与一批党的干部被营救出来。

此后,夏之栩先后在八路军驻南京、武汉、衡阳、桂林办事处工作。1941年赴延安,先后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干部处长、中央组织部秘书处长。1945年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。1948年底,任中共郑州市委副书记。新中国成立后,历任中共武汉市委组织部长和秘书长、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。1952年调北京,后任国家轻工业部办公厅主任、部长助理,轻工业部副部长等职。1987年去世,享年81岁。

(四)徐全直

1925年秋,徐全直与她的老师陈潭秋结为夫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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婚后,徐全直将主要精力用于协助陈潭秋做武昌地委的工作,同时担负着领导湖北妇女运动的工作。她与湖北女师的同学袁溥之、李文宜、兰淑文等筹建了武汉妇女协会,组织进步群众支持北伐。

1927年元月,在武汉人民反对英国军人杀人暴行的斗争中,她身先士卒,带领一批青年,划着木船驶近停泊在江汉关附近的英军军舰,将抗议传单包在布球上奋力扔上军舰。在武汉人民强大的抗暴声势下,三艘军舰只好开走。徐全直的大胆行动在当时成为武汉的一大新闻。

大革命失败后,徐全直又随陈潭秋到江西、江苏、天津、上海等地,主要负责党的地下交通工作。1933年春,陈潭秋奉命调往中央苏区,任福建省委书记,徐全直因为怀孕在身,第三个孩子即将临产,不能同行,留在上海。这一年的6月,徐全直的孩子出生满月了。她买好了去福建的船票,将孩子寄养在别人家中,赶往上海,准备和丈夫会合,徐全直来到厦门路56号党的机关,一进门,立即被捕。法庭上,徐全直化名黄世英,一口咬定自己是个普通知识女性,不是共产党,不久,她被押到南京监狱服刑。在狱中,她不断地组织难友在狱中与当局作斗争,孤立叛徒,顶撞狱卒,保护和鼓励难友,开展绝食抗议。敌人发现了她的活动,多次对她严刑拷打,并加刑至15年,最后看到仍然不能制服她,遂以“拒绝坦白自新,品性恶劣,不可理喻”的罪名判处她死刑。于1934年在南京雨花台被处死。陈潭秋于1943年被盛世才杀害。

(五)杨子烈

1922年的冬天,一位叫陆沉的共产党人来到陈时家里,与正在这里学习的杨子烈进行了单独的谈话。发展其为中共党员。随后,她赴北京求学,考取了北京法政大学。在北京,杨子烈认识了张国焘。张国焘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,又是党的创建者之一,还是京汉铁路大罢工的组织者之一。他们俩相识相知,于1924年2月开始同居。但婚后不久,就被北洋军阀京师警察厅逮捕。在狱中,张国焘很快就供出了北京的共产党领导人和全国铁路工人党员名单。杨子烈也祈求宽恕,她在供词中写道:“我的丈夫张国焘因受人愚迷而研究这种邪学说”,“政府诸大人是人民的父母,人民做错了事,是应该求诸大人的宽恕。”他们坐了四个月的牢,年底被党组织营救出来,并隐瞒了这段不光彩的历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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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张家在加拿大的全家福

 

1925年春,杨子烈随张国焘到了上海。“五卅”运动后,她怀着临产的身子,只身赴苏联学习。

1927年4月返回国内时,刚到上海,这里已经是一片白色恐怖了。她又往武汉赶,在武汉呆了不久,汪精卫又开始“分共”,只好回老家躲了5个月。1928年10月,她随张国焘第二次到苏联,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两年。这期间,张国焘和瞿秋白、邓中夏、余飞等都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。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与王明等人的宗派集团发生了尖锐的冲突。在共产国际支持王明的巨大压力下,瞿秋白和邓中夏因坚持原则而被调回国内,而张国焘则转变很快,检讨及时,得以继续留在苏联。

1931年1月,夫妇俩再回到上海,张国焘被王明派赴鄂豫皖苏区任中央分局书记。杨子烈没有被允许去苏区,她留在上海为党中央看守秘密机关。后来,与党史组织失去了联系,独自漂泊了几年,直到抗战爆发后才找到组织,并于1938年到达延安。

刚见到阔别了7年的张国焘,就发生了一件震惊党内外,也导致杨子烈人生重大转折的事件。1938年4月4日,张国焘借祭扫黄陵之际,叛变投敌,撇下杨子烈,跑到汉口。杨子烈在延安滞留了大半年。组织上让她选择,她选择了丈夫。   张国焘与杨子烈在国民党阵营中度过了十几年先热后冷、终遭遗弃的苦涩酸楚的日子。解放前夕,他们先到台湾,感觉不是滋味,又到香港,期间,他们因炒卖黄金失败,生活变得拮据。杨子烈为生活奔波摔断盆骨,成了跛子。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后,张国焘注意到国内形势宽松了许多,一直寄人篱下感到日子不好过的他,遂萌生了回国的念头。他通过各种渠道,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自己的请求。不久,中国共产党来人了,告诉他:回去可以,但前提条件是承认错误。他虽早已料到有这样的条件,但考虑再三,最后拿定主意不回去了,移民到了加拿大。

1961年,张国焘应美国肯萨斯大学之约,开始撰写《我的回忆》,美国肯萨斯大学每月付给张2000港币作为生活费用,以后十余年间,张国焘靠卖版权维生,先是在香港明报连载,然后正式出版。接着,杨子烈写了《往事如烟》。对这类回忆录,有些事实是真的,有些则不可信。例如在谈到1924年被捕一事,夫妇都吹嘘自己如何只有愤怒而毫无惧色,可后来杨子烈的亲笔供词完整无损地被档案馆保存下来,并被研究者翻了出来。

杨子烈1994年3月27日去世,跟丈夫合葬在在加拿大多伦多市松山园的公墓里,终年82岁。夫妇两人墓碑上的中文字是:张公国焘,张杨子烈。

(六)袁博之

袁博之,生于1904年,在老河口袁冲村长大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参加革命,是武汉地区妇运工作的早期领导人一。1920年,考进武昌女子师范学校,1922经陈潭秋等人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,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。1923年进入安庆女子中学读书,同时兼做团的工作。1926年任中共湖北省妇委书记。1927年10月,受党组织指示,带领50多名学员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政治系学习经济地理,1928年毕业回国。

1929年2月,留学苏联的袁溥之,赴安徽芜湖刚刚接受党的工作,也遭到国民党逮捕。1931年“九一八”后东北沦陷,国民党迫于舆论压力,对政治犯减刑释放。袁溥之才得以幸免于难。

  1941年,袁溥之来到延安,她主动要求在鲁迅艺术学院、延安干部子弟学校承担教育工作。在繁忙的工作中,遇上了工人出身的终身伴侣陈郁,1943年,袁溥之与陈郁结为革命伴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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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年陈郁

 

这对夫妇在工作上谦虚谨慎、互相支持,生活上勤俭朴素、相敬如宾。1945年,在党的“七大”上,陈郁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。1945年9月,陈郁、袁溥之夫妇双双奔赴东北,走上了建设东北、支援全国的新战场。解放后袁博之任煤炭部副司长,广东省高教局副局长。

(七)袁震之

袁博之的妹妹,十几岁就在故乡湖北老河口市参加了“五四”运动,1921年考入武昌女子师范学校,在董必武、陈潭秋、刘子通等革命先驱的影响下,接受了先进思想。1922年,袁震之为湖北女子参政协会起草了《成立宣言》。1925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国立武汉大学中文系,因交不起学费,只得到女子师范充当职员,学校当局又说她是个“危险人物”而解聘。1930年她又考人国立清华大学,袁震之才华出众,对文学、史学都有研究,发表过《武则天》《中国地名考》等文章。在清华大学读到四年级时得了肺病,被迫停学。吴晗与袁震之历经磨难,终于结为夫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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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震之康复之后,一直充当吴晗的好帮手。全国解放后,吴晗参加了北京市的领导工作,袁震之因身体原因很少出来工作,大多是在家帮助吴晗整理学术成果。1966年,文化大革命开始,夫妻均遭到迫害,先后含冤而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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